□ 宋燕辉

　　红军的长征，既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又有不少惨痛的教训。其中，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行为，不但使红四方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几乎葬送了中央红军。

　　宗派主义指在一个组织内或一个政党内存在的以宗派或小集团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是封建宗派思想的延续，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组织上的表现。它体现在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无视党中央的领导;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在同志中党同伐异，注重自己的小圈子;在党内关系上，只强调局部利益，不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张国焘在红军长征路上究竟是怎样搞宗派主义，分裂党中央的呢？他的宗派主义行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党同伐异，企图树立个人权威。

　　早在张国焘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就曾经用屈打成招的审讯方式，逮捕杀害了大批红军优秀将士。后来，当红军处于长征的生死紧要关头，张国焘仍然不以大局为重，另立山头，以各种手段威逼利诱红军指战员服从他的个人领导。

　　康克清对张国涛是这样评价的：“张国焘这个人很霸道、有野心。要另立中央，对不服从他命令，对他有意见的人，不是迫害就是使用暗杀或找借口说你投敌、叛变，是敌人派来打入内部的特务而杀害我们的干部。”当时，红五方面军参谋长曹里怀，以及后来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彭绍辉等老同志，仅仅因为拥护中央的北上决定，就遭到张国焘的忌恨。张国焘将曹里怀关押起来，扬言要严加查办；对于彭绍辉，张国焘则以谈话为名，将他骗进小屋企图杀害，幸亏朱德同志及时出手相救，才没有酿成悲剧。

　　张国焘的党同伐异，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损害了同志的团结，涣散了党的组织，对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第二，利用中央红军暂时的困境，为自己伸手要权。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会师。当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只剩3万人，而他自己有8万之众时，他的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企图掌握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同年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决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坚持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张国焘表面上在政治局会议中对该决议表示支持，散会后，却私自召开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妄称两河口会议“没有解决统一指挥和统一组织问题”，命令部下按兵不动，向中央施加压力。张国焘还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司令部的意见，甚至通过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向中央要求，让张国焘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在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权利欲得到部分满足的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他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他只注重个人利益，妄图凭借人多势众逼迫党中央让步，向党中央伸手要权，达到“枪指挥党”的目的。

　　第三、企图同室操戈，不惜损害党和红军的利益。

　　1935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持不同意见的张国焘展开耐心地说服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确定并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会议后，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部队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

　　当红军左路军到达阿坝时，张国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党中央对于张国焘公然违抗命令的行为，多次发电报进行规劝，劝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张国焘则多次拒绝党中央的劝告，并背着党中央密电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指示陈昌浩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密令陈昌浩“必要时武力解决”。妄图裹胁中央红军一起南下。在张国焘把密电发给陈昌浩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作战科副科长兼机要译电组组长陈茂生马上将密电译出并转交叶剑英。叶剑英看到密电后，跑出会场亲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立刻于当天晚上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立即北上甘南，贯彻北上抗日方针，避开中央红军面临的内部威胁。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央红军单独出发。陈昌浩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企图派兵追击。这时，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拍案而起：“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最终听从了徐向前的话，避免了红军内讧的悲剧。由于叶剑英和徐向前等人的坚持和斗争，使中央红军绝大部分指战员安全转移，粉碎了张国焘胁迫中央红军的阴谋。

　　第四，另立伪中央，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

　　1935年9月12日，中共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红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做斗争。张国焘仍然不思悔改，一意孤行。他不但继续抗拒党中央命令，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935年10月另立伪中央，自封为“主席”。甚至通过电报向党中央发号施令。他终于以实际行动，将宗派主义反党活动进行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张国焘在军事上缺乏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在政治上只会自立山头，玩弄权术，他的分裂活动不得人心,最终因南下分裂行动的失败和党中央施加的压力，被迫与1936年6月取消伪中央。

　　关于宗派主义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清醒的认识。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整顿党风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法。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派主义，提出要坚决反对少数不服从多数和小团体主义的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之一。注重从加强党内教育方面入手，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教育大家摆正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利益应服从党的整体利益；摆正上下级关系，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地总结、纠正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清算了宗派主义的罪行，为全党同志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张国焘的宗派主义和分裂活动也永远地被历史所记载，成为生动的反面教材。（原载2017年1月12日《景德镇日报》三版）